《大别山采风》与大别山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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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办好一个刊物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大别山采风》虽然办得很出色，但也要看到它的不足之处，比如说:刊物的栏目偏多，少数稿件的质量不高，刊物的民风特色还不够浓厚等，这些都有待今后逐步完善。我相信，《大别山采风》一定会赢得大别山人的喜爱，赢得华夏子孙的喜爱。

《大别山采风》的问世，是英山人民的一大幸事，广大人民群众终于有了一本自己的刊物，广大文学爱好者也终于有了一块自己的园地，我想，我们要珍惜它的来之不易。我热诚地希望，《大别山采风》要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激发大别山的人民发扬大别山的雄风正气，为推进山区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天堂文学》这个栏目中，我也感到有一股芬芳扑鼻的乡土气息。张保良同志的佳作《八爷的拐杖》，让我久久不能平静。似曾相识的“八爷”，不就是我们身边这些老干部的真实写照吗?是的，在“八爷”留下的那根拐杖中，留下的不仅仅是一片期望，更重要的是，他在呼唤的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郑能新同志的《街头》简洁明快，生动活泼地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的感情片段，读后也令人回味无穷。刘平海同志的《人狐》则以沉重的笔调，向我们诉说了一个人狐之间的悲壮故事。这篇小说把过去与现在、生与死、人与神有机地结为一体，体现了一种厚重的历史感。至此，我才恍然明白，编者之所以命名为天堂文学，原本是表达大别山人的追求和向往。

《大别山采风》，应该体现大别山的风采。大别山的民间文学是非常丰富、瑰丽多彩的。大别山人民勤劳、淳朴、善良，因而造就了大别山文学雄浑、悲壮、深沉、宽广的基调。《大别山采风》也许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形成了它独具特色的办刊风格。从在91年一、二期合刊中，你可以漫步鸡鸣诗苑，聆听新歌短笛，还可以走出校园天地，展望老区新貌;你可以借大别山风观苏区风云，还可以觅乡贤遗作阅天堂文学。掩卷思之，你就会发现，这些正是《大别山采风》的魅力所在。

巍巍大别山，绵绵千里长。这里，曾经流传过多少美丽的传说，又曾经孕育出多少悲壮的诗篇，然而，这些丰富的文学遗产却随着时光的流逝被掩埋在大山深处。我想，《大别山采风》的问世，应当而且必然会担当起挖掘和开发这笔精神财富的职责，唯有如此，才会给大别山人留下一点心灵的慰籍。

《毛诗》序中说:“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读过《大别山采风》中那一首首文采奕奕的律诗，就能感受到贫穷的山区正在发生变化。只要读一读《念奴娇·喜闻家乡捷报》，听一听薪英唱和，就可以想象老区新貌是个什么样子。而当你读完《风流人物》这个栏目后，你一定对秦柏华、陈昌贵、王仿兰等风流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们身上，真正体现了大别山人勤劳、智慧和勇于开拓的精神。“苏区风云”这个栏目向人们展示了大别山人光荣的革命历史，更加激发我们发扬老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为家乡的脱贫致富而努力奋斗。值得一提的是，段仲谋、王友初二同志创作的革命故事《智擒胡子英》不仅文笔清秀，有较强的可读性，而且对广大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也有更为现实的意义。总之，《大别山采风》作为大别山人自己创办的刊物，它无论是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都较好地体现了大别山的风采。

最能体现大别山人那种深沉、悲壮的风格，要数《采风》中的那些诗歌和散文了。刘广才同志的《昙花祭》以沉痛的笔调，通过对县花的追忆，表达了他对我县一批英年早逝的知识分子的哀悼之情。这篇散文使我感到在漫长而又悲壮的历史长河中，最先感受痛苦，最先被成为悲悯对象的那些知识分子乃是真正的痛苦之先觉，理性之前驱，他们是经受狱火的煎熬而为人类做出理性的羹汤的圣者。他们存活在世上，是似县花的生命那样短暂，但他们留下的理性之光却照耀千秋。另一篇散文《山里的父亲》则使我想起无数因没有得到知识而把求知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的农民，他们的命运与知识分子具有同样的悲剧色彩。山区贫困背后的贫困，是知识的贫困，从山里的父亲身上，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平素读惯了官样文章，早就想看看山风野史之类的文学作品。正值此时，县文联的民权先生给我送来一本《大别山采风》，我如获至宝，当即伏案而读，竟不能自制。掩卷之余，又生出许多感慨来。